孕育科普：你知道多囊卵巢≠多囊卵巢综合征吗?

[1](P207)按道理，学术应愈辩愈明，愈辩愈接近真理，但王阳明发现当时的学术状况是动机不纯、程序不正、目标模糊，而其中的原因就是胜心。

所以大其心，则能体天下之物，物有未体，则心为有外。境界是人的生命的烈光。

《中庸》说：诚者，天之道也。④修身以上为内圣之事，齐家以下为外王之事。天下无道，逍遥遁世，修德隐迹。(38)宋荣子率性怀道，警然超俗，赞誉他不感到励勉，非毁他不觉得沮丧，他能认定内我与外物的境界，这是一个知内非我，外亦非物，物我两忘的精神境界。(17)(18)《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上)，《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5、13页。

礼之用，和为贵，以他平他谓之和的他与他者互相平等的，以和为贵的价值观。善于拯救人和物，而不弃人弃物，这体现了老子关爱人和物，若仁具有爱的意蕴，就使老子前后自相矛盾，因为圣人亦不伤人(74)，根本不害人。二是韦政通心目中的中国文化的精华也绝不仅限于儒家思想，更不仅只是儒家的心性哲学，而是包括佛道甚至法家和其他各家的思想中的优异成分，以及相当广阔的西方思想资源在内的。

(殷的影响)认识了自己之后，才有真正的信心，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2]49 韦政通的所谓与道德理想主义分道扬镳，并不能简单的理解为与牟宗三断绝交往，或者同时也包括徐复观等，因为本来在1962年开始于台湾的中西文化论战，新传统主义者们对李敖的《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是深恶痛绝的，徐复观当时授意韦政通撰文反击李敖，并准备以《民主评论》和《人生》为阵地回击并摧毁反传统派的堡垒《文星》。(一)韦政通与牟宗三 五十年代中期，韦政通经由劳思光的介绍认识牟宗三，参与牟宗三在台大和东海大学的人文友会。而且他们在对传统的了解也相当不够。

而培养的途径和方式也绝不仅仅是从事研究一项。这种自知对韦政通肯定有重要的影响，韦政通说在殷海光那里认识了他自己，除了包括自信以外，或许还应当包括这种自知。

张君劢通过对历史的反省，认为若谓今后全部文化之基础，可取之于古代典籍之中，则吾人期期以为不可。(一)在对待文化的总体态度上 韦政通批评新儒家以绝对的非理性的态度对待历史文化，新儒家在宣扬他们的历史文化观时，坚决反对用客观冷静的态度以及科学方法去研究，他们主张对历史文化要抱‘同情，尤其要存有‘敬意。依据的是英美经验主义和分析哲学，其所采取的是经验的和逻辑分析式的方法，而新儒家的目的则在于复兴儒家的道德理想，恢复文化的认同，依据的主要是德国观念论，尤其是观念论中康德与黑格尔的哲学。如果非要落实，则将贻害无穷，耽误国人，葬送中国未来的民主前途。

这一点事实上在《我所知道的殷海光先生》一文中对殷海光的看法也是同样的。殷海光的主要作用应当在于：当韦政通缺乏足够的自信和在非常孤立的氛围中缺乏必要的同情和高层次的肯定时，满足了他的心理需求。对于韦政通来讲，离开牟宗三之后向何处去？自己还能不能有所发展？如何才能有所发展，都是极其重大的心理障碍。前者希望将政治伦理化，从而将善作为唯一的最高目标和基准，用以衡量政治，体现的是仁与善的原则或理的原则。

[1]99其实每个人的人生都是由一连串相互联接的机缘组成的，不论是平凡人的遭遇，还是杰出人物的赖以成就自己的时势，也无论是幸福或灾难。[5]205因此，当晚年的贺麟听到韦政通对他的评价时，感慨的说了一句：海外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牟宗三以其训练有素的真正哲学家的严整姿态及其对中国传统文化一往情深的热忱和几乎近于固执的坚守，使韦政通很快成了他的信徒——真正的崇拜者，韦政通被笼罩住了。而这种心态对于未来中国文化的建设实在是有害无益的。

内容提要：一生受过传统主义、自由主义重要影响的当代思想家韦政通先生，于2018年8月5日逝世。因为当时的韦政通非常敬佩劳思光，甚至连劳思光不修边幅的爽朗外表都令韦政通心仪。[2]35-36但是牟宗三先生的启导之所以能够发生作用，主要还在于韦政通的生命里原本就有浓烈的儒家色素，同时，韦政通当时处于精神生命分裂(此指因寻找不到明确的人生目标而导致的信念与理想等的综合的心理焦灼状态)的困顿时期，迫切需要的是一个信仰，一个使分裂的生命归于统一的信仰[2]36，韦政通正是基于这种信仰加入了牟宗三先生主讲的人文友会，聆听牟宗三讲学，接受牟宗三的熏陶，成为牟宗三的弟子并确立了儒家的信仰。他认为这样的说法是主观的和武断的，并不符合历史的事实，历史上从来就没有过为争取民主而抗争的事实。这一点在新儒家那里确实难以得到。你自己玩，乐在其中，原本没有什么不好。

韦政通说他在殷海光那里认识了自己，大约主要就是受这一真字的启发。[5]141这就是逻辑分析和敬意同情的不同方法在研究结果上的重大分野。

有关他到底归属于那个思想阵营的问题，一直以来存在着诸多不同的争议。怀有真实的诚敬之意，是研究历史文化的内在动力源泉，缺少这种动力，历史文化的研究就不可能有助于热爱情感和责任担待的培养。

进入专题： 韦政通 牟宗三 殷海光 传统主义 自由主义 。当代新儒家的这种结论，与其说是一种研究的结论，毋宁说是一种主观的愿望，而他们之所以为传统进行如上的抵赖式的辩护，大约就是出于对中国传统的敬意而不得以为之。

韦政通开始为自己初步定位，从其写给黄天成的信中可以看出，他在此时为自己确定的位置是准备对过去盲目信奉的传统儒家进行全面的批判。但韦政通却是希望通过批判来完成拯救的任务。这一发展，使我对儒家从无条件的接受态度，转向批判的态度……[2]49-50应该说这是韦政通认识自我的真正开始，而这个时刻的到来，是伴随着对以前的我不是真自我的醒悟，同时和着与如山师恩的道德理想主义者牟宗三分道扬镳的心里苦痛到来的。但是，与牟宗三先生一样，韦政通也是一个坚定的理想主义者，同时，然而本身的性格中又有着与生俱来的叛逆性格，一但发现自己被笼罩住从而失去了自我，他要反身了——去重新找回真正属于他的自我。

‘敬意只是一种主观的心情，这种心情可能有助于研究对象的选择，一旦进入研究过程，这种心情自然淡忘，研究愈深入，可能因此而增加敬意，也可能因此而减少敬意，不论增加或减少，对研究的学术品质都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假如一九四九年以后发展的新儒家能有如此开阔的胸襟，当不致造成两种心态的对立，助长了对新文化运动的误解，延缓了学术思想朝合理方向的发展。

四教授还在《宣言》之末指出：中国文化现在虽然混乱一团，过去亦曾光芒万丈。传统儒家的政治理想，事实上只是道德的理想，而传统的政治也只是借用了伦理的外在形式。

认识牟宗三，是韦政通人生过程中最重大的转折点，同时也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机缘。他们对中西文化的态度也已经有所松动。

真正的理想主义者，必然不会在混沌中长久的停留，也不会永久地在迷朦中陷溺下去，他终将清醒过来，并且由此走向自我。因为韦政通于1977年11月13日在接受台湾师范大学教授王讚源的采访时，曾经说到一生中对他影响最深的两个人——牟宗三和殷海光。由此可见，韦政通的理想主义是通过牟宗三的影响而确定并不断被强化的，而韦政通的自信，则更多的得利于与殷海光的交往和殷氏适时的嘉许与肯定。[5]184 本于自由主义的经验主义和逻辑分析式的立场，其在方法的使用上必定主要是分析、批判的，而本于复兴固有圣贤理想的新儒家，则不可避免的要采用直觉和道德情感式的方法，从而必在研究过程中对研究的对象怀有道德的敬意和同情。

他们对民众利益要求的限制保证了专制统治者无限增长的贪欲的满足。后者则力图使伦理政治化，从而使伦理服务于政治，充当专制的统治工具和附庸，以满足对既得利益的维护，体现了私和利的原则或欲的原则。

中国人民追求民主的最深的理由，乃在彻底根除中国几千年的祸乱之源，不必是如新儒家所说，是为了中国文化中的道德精神的进一步发展。我也上了当，他们(指新儒家)认为全对，我则认为全不对，结果是一样的。

没有这种迷失，恐怕也就很难有后来的觉悟和清醒。不仅新儒家，传统儒家一样有这样的弊端：他们将自己设定在一种模式之内为这种设定的理念而生存，并在这种生存的形式和过程中消化掉自己独特的个性和品格，使自己成为道德理念的符号，他们十分令人感动，但其实际的生命却极少感性的成分，就像佛洛伊德夹在书页里的花瓣一样，最后使自己的人生成为标本——类的标本，而不是个体的标本。